Discovery 有一个节目，专门探讨人性，其中有一集叫做“How evil are u”（人心险恶），用电视的方法展现著名的 Milgram18 实验。
方法很简单，从街头挑选路人，告诉他们参加一个实验。他们的角色是老师，而通过电视监视屏幕，他们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学生。他们需要提问，而如果学生答错了，就按一下电击按钮。答错越多，遭到电击强度越大，身为老师，会看到学生痛苦的表情、哀叫，甚至乞求。而实验的目的，是看这些接受了任务的老师会不会因此而停下来。
当然，电击是假的，学生们的痛苦是假装的，Milgram18 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戈伦（Stanley Milgram）在 1963 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在没有任何胁迫的情况下，配合权威自愿地进行对别人的伤害。实验的参与者会被不断地提醒继续，但是如果参与者坚定地表示不愿再进行，那实验就会停下来。
当时的研究结果是颇让心理学家们失落的，因为 45% 的参与者，40 个参与者里面有 18 个人，对被惩罚的学生连续三次按下的电压达到了 450 伏，也就是被告知的极限，这也就是这个实验为何叫做 Milgram18。之前一群心理学家预期，应该只有 1% 到 10% 的人会继续到最后，因为面对被惩罚者的痛苦，同情心、良知、是非观念会让他们停手。
媒体对于这个实验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也试图来记录，人性会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只是，不管是八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 Discovery 不久前的这部影片，人们并没有摆脱这个实验的结果：那就是在一个作恶的制度下，人们只要承担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就会有恶的表现，尽管并没有遭受任何威胁。
1986 年，英国歌手 Peter Gabriel 写了一首歌：We do what we’re told (Milgram’s 37)（我们只是遵命而已）。在米尔戈伦的实验中，只有三个人拒绝按下电击键，来惩罚答错题的学生。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参与者，或多或少的，自愿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而看 Discovery 的影片，只有一个年轻女性，站起来转身离开，她大叫：这太残忍了。
以局外人身份，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可以很轻易地说出，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是错的。拿我自己来说，甚至相信，如果我是其中某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比如人们一直在讲的：「枪口抬高一寸」【1】。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假设人性都是善良的，人们会跟随自己的良知作出选择，那为何会有种族清洗？为何会有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何会有“文革”中的相互揭发批斗？为何会有欺骗？如果没有个体的参与，运动又如何可能形成？
米尔戈伦的实验早就告诉我们，依靠人性，也就是人们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远远比不上一个好的制度。因为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普通人都会成为作恶的一部分，一起来维护这个制度的运作，并且会为自己寻找一个理由，那就是我只不过在做权威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就好像我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做我的分内事而已。
米尔戈伦的实验，参加者还有退出的可能，只要对于权威有足够的反抗意志，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制度的设计让人没有其他选择，没有退出的可能，于是作恶就会成为更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已经不存在是否自愿的问题，没有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胁迫。
Discovery 的这部片子，在结尾的时候为米尔戈伦实验增添了一点新东西，那就是在那些参与者准备退出的时候，出现一位专家，告诉对方不用担心，可以继续，于是绝大部分准备退缩的人又按下了电击按钮。人会相互影响，尤其是一个人用权威的面目出现的时候。
乡村歌手 Dar Williams 在 2008 年写了一首歌 buzzer（电击），讲述了自己在参加完这个实验，对答错题的学生一次次按下按钮之后的感受。
“那个男人问我，你知道法西斯吗？我说我当然知道，那就是屈服于权威，去做你不引以为豪的事情。
我忽然明白了，我就是原因，我就是引发战争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谴责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因为我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我按下了按钮，我按下了按钮。”
注1 （via知乎）：
「枪口抬高一寸」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据说，德国统一之后，曾经守护柏林墙、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士兵受到审判。有一个士兵辩解说，他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法官回答，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啊。法官的这句话，被认为既人性而又智慧，令人感动不已。
而在上月的一次访问中，我们向曾经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斯堪福根和前高级检察官琼兹核实这个故事，他们略作思考之后，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也不会这样回答。
但是，倘若士兵或官员拒绝执行命令，他们的工作乃至生命不也面临危险吗？两位检察官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向我们再次重复了人权原则。
我的理解是，既然你当初拿别人的生命换来（保住）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你现在也应该接受惩罚。
